丽达很生气地把手抽回。此后，谢廖沙又有很长时间没有到宣传列车上去。他故意避开丽达，甚至在有事需要面谈时也是如此。后来，她坚持要他解释这种行为，他愤愤地说：
“我跟你有什么可说的呢？你又要给人家扣帽子：什么小市民习气啦，什么背叛工人阶级啦。”
谢廖沙和两个红军战士奉命去征集干草。不料，在村子里遭到富农匪帮的袭击。红军战士被解除了武装，给打得半死。谢廖沙比另外两个受伤轻一些，因为他年纪小，他们才稍稍留点情。贫农委员会的会员把他们三个送回城里。
谢廖沙不愿意惊动家里人，所以就在伊格纳季耶娃的房间里养伤。当天晚上，丽达来看他。她握住他的手。他头一次感到她握得那样亲切、那样紧。这样的握手他是从来都不敢的。
一个酷热的中午，谢廖沙跑到宣传列车上去，把保尔的来信念给丽达听，还讲述了这个好朋友的经历。临走时，他无意中对她说：
“我要到树林里去，下湖洗个澡。”
丽达放下手头的工作，叫住他说：
“等一等，咱们一块儿去。”
他们来到水平如镜的湖边，停下脚步。温暖而透明的湖水清爽诱人。
“你到路口去等一会。我要洗个澡。”丽达命令似地说。
谢廖沙坐在小桥旁边的石头上，脸朝着太阳。
他听到背后传来溅水声。
透过丛林，谢廖沙看见冬妮亚和宣传列车的政委丘扎宁正沿着大路走过来。丘扎宁很英俊，身穿考究的弗伦奇军服，系着军官武装带，脚登吱吱响的软皮马靴。他挽着冬妮亚的胳膊，边走边谈。
谢廖沙认出了冬妮亚。她就是上次替保尔把纸条送给他的姑娘。冬妮亚也紧盯着谢廖沙，显然也认出了他。当他们走到他身旁的时候，他从口袋里掏出信来拦住了她：
“请稍等，同志。我这里有一封信，其中有一部分与您有关。”
他把一张写得满满的信纸递给她。冬妮亚从那个男人手里抽出手来，读着保尔的信。信纸在她手里微微发颤。接着，她把信还给谢廖沙，问：
“您还知道他的其他情况吗？”
“不知道。”谢廖沙回答。
丽达从后面走来，脚下有块碎石响了一下。丘扎宁一看到她，就低声对冬妮亚说：
“我们走吧。”
但是，丽达轻蔑而嘲讽的声音拦住了他：
“丘扎宁同志，他们在列车上找你一整天了。”
丘扎宁不满地斜了她一眼。
“没关系，我不在，工作照样进行。”
丽达看着他们两人的背影，说：
“什么时候才能把这个骗子赶走啊！”
树林在低语，高大的橡树在频频点头。湖中碧波粼粼，湖水清澈诱人。谢廖沙想洗澡了。
洗完澡以后，他在离小道不远的地方找到了丽达，她正坐在一棵伐倒的橡树上。
他俩一边谈着话，一边向树林的深处走去。走到一块青草茂密的空地上，他们决定在那里休息一会儿。树林里很静。只有橡树在窃窃私语。丽达在柔软的草地上躺了下来，头枕着她那弯曲的胳膊。她那健美的双腿和补丁打补丁的皮鞋，隐没在高高的草丛里。谢廖沙无意间瞧了瞧她的脚，看见那双补得很整齐的鞋子，又看看自己的靴子，脚趾正从那个大洞里露出来。他笑了。
“你笑什么？”丽达问。
谢廖沙指着靴子说：
“咱们穿着这样的靴子，以后怎么打仗？”
丽达没有回答。她轻轻咬着草叶，正想着别的事情。
“丘扎宁是一个很坏的共产党员，”她终于开口说，“我们所有别的政治工作人员都穿得破破烂烂，他却只知道打扮自己。他是个混进我党的投机分子……现在，前线的局势确实很严峻。我们国家得经受坚持长期残酷斗争的考验。”她沉默了一会儿，接着说，“照我看来，谢廖沙，我们不仅要用语言，而且要用枪来战斗。你可知道中央委员会已经作出决议，动员四分之一的共青团员上前线吗？我想，谢廖沙，我们在这儿不会待太久了。”
谢廖沙听着她说的每一个字，惊讶地从她的声音里捕捉到一种不同寻常的语调。她那对又黑又亮的水汪汪的眼睛一直凝视着他。
他几于要忘情地告诉她说：她的眼睛宛如一面镜子，从中能看到一切，但是他及时地控制了自己。
丽达用胳膊肘支着，欠起身子。
“你的手枪在哪儿？”
谢廖沙沮丧地摸摸皮带。
“在村子里被那帮富农抢去了。”
丽达把手伸进制服口袋，掏出一支亮闪闪的勃朗宁手枪。
“谢廖沙，你看见那棵橡树没有？”她用枪口指着二十五步开外的一棵布满裂纹的树干，然后举起右手，让它和眼睛成一直线，几乎没有瞄准就开了一枪。被打碎的树皮撒落在地上。
“看见了吗？”她洋洋得意地说，接着又放了一枪。又是一阵树皮纷纷落地。
“给！”她把手枪递给谢廖沙，笑嘻嘻地说，“看看你的枪法。”
谢廖沙打了三枪，只有一枪没有中。丽达微笑着说：
“我还以为你不会打得这么好呢。”
她放下手枪，又在草地上躺下来。制服下面显出她那富有弹性的胸脯的轮廓。她轻轻地说：
“谢廖沙，你到这儿来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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